严以治学 笔耕不辍——历史学家蔡美彪的学术贡献与治学

作者：韩志远  文章来源：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2015年3月16日第714期

蔡美彪，浙江杭州人，1928年3月生于天津。194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，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生部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，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，兼任中国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、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。

蔡美彪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、近代史所研究员，是为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中国历史》卷立传的历史学家。近年来，他先后获得“中国蒙古学奖”以及“全国离退休先进工作者”称号。蔡先生194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，当年考取北京大学研究生部，在导师邵循正先生指导下研究史学。毕业后，进入罗常培领导的文科研究所做助教。中国科学院成立后，1952年随罗先生转到语言研究所。1953年调入近代史所，协助范文澜先生编写《中国通史简编》及学术研究工作。此后，一直未离开过近代史所。如今已是87岁高龄的蔡先生，每天仍笔耕不辍。

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，传播系统而正确的历史知识

蔡先生是深受范文澜影响的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，注重马克思主义对指导历史研究的作用。他强调，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，不能机械、僵化、教条。他多次说过，学术史的发展表明，任何堪称新创的科学成就，都只能是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晶，而不能是趋时哗众的空谈。

笔者不只一次听到蔡先生引用马克思的名言：“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，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，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。”他常用“天圆地方”来形容做学问的要领。“地方”就是要坐得住，“天圆”就是要善于思考。他还说，“做学问，写文章，如同厨师烹饪做菜，食材和作料都一样，但做出来水平高低却大不同。”“厨师不能只会做一道菜，而要会做多种菜。搞研究和写作，也要尽可能全面，著书、写论文、编辞书、书评、文章应该都在行。”“做学问高明之处，不在于发现新材料，而是在于从大家常见的史料中发现问题。”他的很多关于历史观和治史方法的精辟见解，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很有帮助。

蔡美彪先生从事科研工作近70年，先后撰写学术著作十余部，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。蔡先生的学术贡献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。

一是通过《中国通史》、《中华史纲》、《中国通史简编》等论著形式，探索中国历史发展脉络，传播系统而正确的历史知识，使严肃的学术著作从象牙塔走向民间。一部《中国通史》发行几十年，多次再版，荣获国家图书奖，并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书被指定为国家常备图书。他近年所著的《中华史纲》，也同样深受广大读者喜爱，几经再版，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创新工程奖。蔡先生对历史学的发展和普及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二是打通辽、金、元断代壁垒进行融会贯通研究，对揭示契丹、女真、蒙古等民族发展规律意义重大。他的《辽金元史考索》、《辽金元史十五讲》等著作，探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融合过程，从而带来民族史研究的新视野。

三是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八思巴字蒙文碑刻文献和文物论著，从而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高峰。尤其采用语言学、历史学、社会学、文学等相结合的方法，对古代蒙古民族进行综合研究，开创了蒙古学研究的新篇章。

另外，蔡美彪先生还担任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、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、国际蒙古史学会执行委员等职务，为中国蒙古史学和元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。他主编的《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》，为中国历史上地震研究提供了较完备的基础资料。

注重通与专相结合，追求史实与文学完美统一

“博学家多浅，专门家多悖”，说明博与专都有一定的局限性。但作为史学研究者需要两者兼顾，不仅学识渊博，而且治学注重精专，在广博的视野下，力求具体深入。蔡先生曾多次对我们谈到关于通才和专精的关系。他强调研究历史要有大局观，要能够融会贯通，认为断代史研究有其局限性。在学术研究中，蔡先生一直注重通与专相结合。他具有渊博的学识，其研究领域时间跨度上溯汉唐，下至明清，所涉及的知识层面亦相当广博，涵盖了历史学、地理学、政治学、民族学、民俗学、古代文学、古文字学等诸方面。如此渊博的学识，在当今学术界亦属凤毛麟角。

他的论著，无论宏观与微观都把握得相当好。他不仅具有通才，能够独立完成《中华史纲》的编写，而且还在专精方面独树一帜，他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辽金元史方面权威，其著作《辽金元史考索》集中反映了他这方面的成就。他对于女真文研究、八思巴字研究、元曲的研究独领风骚。

史学著作应力求做到史实与文字表述的完美统一。然而，当今不少史学工作者，缺乏文学素养，不重视文字的表述。尽管其著作在史料和观点方面多有新创，但由于晦涩难读，而削弱降低了本身的价值。蔡先生早年先后与范文澜和罗常培二位先生共事，范、罗二人都是语言大师。范老早年对《文心雕龙》研究造诣颇深，有几部研究专著出版，他善于化古代汉语为现代汉语，以语句精练、深入浅出为学界称道。罗先生语文能力超群，在语言学界有“四大天王之一”的赞誉。蔡先生正是深受他们的影响，非常重视史实的剪裁和文字的表述。这与他本身具备古文字学、音韵学的深厚造诣，又能诗能文、文史兼通是分不开的。因此，阅读蔡先生的著作，你会感到轻松愉快，没有故作高深、拖泥带水之感。这也正是《中国通史》、《中华史纲》能做到深入浅出、雅俗共赏，为广大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践行“实与冷”的治学精神，以融会贯通的方法研究蒙古学

“实与冷”，是蔡先生对范老治学精神的精辟总结。而且，蔡先生正是以此为座右铭，身体力行使之发扬光大。实，即实际，也包括平实、老老实实。研究历史要从实际出发，而不能从概念出发。历史现象错综复杂，需要老老实实地进行艰苦而切实的调查研究工作，反复阅读，周密思考，才能去伪存真，接近历史实际。冷，即冷板凳的简称。就是要大家坐下来认真读书搞研究，埋头苦干，坚持不懈。不要急于求成，要做长期的努力，最终你的成绩会被社会承认。

蔡先生是践行“实与冷”精神的楷模。20世纪80年代以前，近代史所的办公条件还很简陋，通史组二三十人集中在一间平房里办公。我的办公桌就在蔡先生对面，每天看到蔡先生埋头苦干，中午也只是趴在办公桌上稍事休息，下午接着读书写作。直到现在，已近九十高龄，似乎仍不知老之已至，继续一如既往每天坚持到所里工作。近一两年间，他先后出版了多部个人学术著作。以往他大部分精力都用于完成范老编写《中国通史》的遗愿，而极少花费在个人课题研究上面。这种甘于奉献的精神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。

蔡美彪先生是我国较早从事蒙古学研究的学者，1948年即发表了《元秘史中所见古代蒙古之婚俗》论文。50年代初，同罗常培先生编撰《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》，遂开始了系统地搜集和研究有关八思巴字蒙、汉文献等方面的工作。这一时期，他接连发表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藏元八思巴字碑拓序目》、《从蒙古文字的起源说到新蒙文的推行》、《汉语里的蒙古语》、《内蒙呼伦贝尔地带各兄弟民族语文概况》、《元代杂剧中的若干译语》等论著，对蒙古学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。此后的数十年间，他继续耕耘在蒙古学园地。因此，可以说，他是在蒙古学领域倾注心力较多和取得斐然成绩的学者。

蔡先生研究蒙古学不是单一的某个方面，而是采用一种横通的方法，即采用蒙古语言学、蒙古历史学、蒙古文学、蒙古社会学、蒙古民族学等融会贯通的方法，进行综合研究。例如，对意大利人马可·波罗的研究，以往学者大多认为，他是一个旅行家。而蔡先生通过对马可·波罗《寰宇记》中讲述的各地情况，以及书中使用的波斯语、蒙古语词汇等方面记载，对马可·波罗在中国17年间的语言与观念、地位与身份以及《寰宇记》所显示的特点，进行全方位考察，不仅指出他应当是一个斡脱商人，而且他在中国的活动轨迹与其身份有关。于是有关马可·波罗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便迎刃而解。论文《试论马可·波罗在中国》发表后，受到南开大学教授杨志玖、澳大利亚蒙古史学家罗依果、南京大学教授陈得芝等国内外专家学者一致赞赏。美国一些大学的历史系将蔡先生有关马可·波罗研究论文作为教材，供学生学习参考。

再如，对于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的研究，他的论文《关汉卿生平考略》也是利用综合性研究方法，使许多扑朔迷离的问题迎刃而解。他的八思巴字研究也同样有其特点。他不是简单地辨识文字，而是把八思巴字作为蒙古历史学的研究工具，反过来又通过历史学诠释八思巴字文献反映的内容。

总之，蔡先生的学术贡献和治学特点是多方面的，远不是一篇小文所能涵括的。